徐兆寿将其评论集命名为《精神的维度》，似乎有一种与纷繁时代拉开距离的意味。该书讨论的都是与现实、文化、社会紧密联系的议题，在讨论的视野、方法和语言结构等维度上呈现出一种更为清醒的精神批判。全书以文学议题开篇，同时涉及影视、文化、社会、哲学、历史、伦理等一系列讨论，视野开阔，格局宏大，有着精准的价值论断、犀利的批判意识，以及对各种现象和文本的细致分析。

该书第一、二章题为“文学何为”和“文学的立场”，开门见山地对文学的本质功用提出质问，这在当代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中并不多见，当“存在即合理”变成“共识”，那么，一个存在了千百年的事物还需要去讨论它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吗？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先以三篇文章的篇幅探讨了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他提出了文学批评应该具有的六种核心气质：感性、精细、优美、真诚、深刻、气广，可以确认的是这六点皆带有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强烈批判。这里的六个原则批判的就是那种理论先行、居高临下、言不及物的话语缠绕式批评。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未能走进文学文本且与作品发生真正的情感关联，那么他所提出的批评即便理论深奥、逻辑自洽，在本质上也与文学作品本身毫无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两个维度，一个是文学的本体性，一个是文学的在场性。文学的本体性维度是根本性的，是文学批评的内在属性，关涉文学的学科秩序，也就是说批评者必须站在文学的立场，在文学的意义框架里进行。文学的在场性维度是关键性的，是文学批评的外在要求，它涉及文学的现实伦理。可以说，这两个维度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核心立场、学术起点、话语形态、叙事逻辑、理论边界和价值落点，为当下的文学批评确定了一个清晰的实践“导航”，也间接地为“文学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路径。

该书第三章讨论“电影的艺术精神”，在近年来的一些电影“大片”中，工业和技术代替了故事和人物，震撼炫目的特效代替了耐人寻味的细节，叙事的艺术让位于爽点的铺陈，这一切都让电影的艺术精神沦为速食的视听游戏，电影的艺术缺失本质上其实是文学性的缺失。那么，如何让电影的艺术精神得以确立，辅助甚至代替文学在这个时代承担某种精神高地的职责，则是当下绕不开的一个议题。作者在此从四个方面展开了探讨，包括人物形象、主题、细节和艺术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在文学中早已成熟，然而在电影中受时长所限似乎成了“难题”，但这显然不能成为电影难以塑造人物的借口，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就看电影的创作者是否“心中有人”且“目中有人”。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关键是要怀有对人物的悲悯之心，也就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仁心”，要把他当作活生生的、和自己有血肉情感联系的人来对待，而不是一个虚构故事中的“他者”。

其次是电影主题和细节问题。建构一个主题并能让人信服，十分考验电影创作者的能力和态度。《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以小博大，以低成本的投入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核心就在于它建构了一个打动人心的主题，同时以完整的叙事细节撑起了这一主题，那就是人的情感、人的精神可以对抗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隔断。再次是电影的整体艺术性探索问题。表面上看，一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巨大，很难不考虑其商业回报的问题，如果仅仅考虑艺术上的探索而不考虑受众因素，则难免会导致创作者难以为继的局面。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近年来一些国产电影，如《我不是药神》、《哪吒》系列、《第二十条》、《南京照相馆》，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等，都是在艺术性、社会价值和商业票房上获得成功的佳作。因此，电影艺术性的突破不仅是电影形式的先锋探索，也可以是紧贴现实、紧贴人物、紧贴时代的艺术表达，核心在于如何理解“艺术性”这一关键词，艺术性不是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美学，而是基于时代之上的一种扎根现实的创作态度、一种“心中有人”且“目中有人”的叙事理念，以及一种在突破中取得“平衡”的美学精神。

该书第四章讨论“爱的价值”。如何重建“爱的价值”呢？作者从美、道德、欲望等维度探讨了这一议题。首先是美的维度，“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也”，当美颜滤镜遮盖了“不美”之后，美就丧失了它的标准，或者说美不复存在了。重建“美”的维度，也就是要先重建“不美”的维度，分辨那些同质化的、滤镜加持的所谓“美”实为“不美”，进而才能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美”，由这样的“美”激发和衍生的“爱”才是积极的“爱”。其次是道德的维度，道德是爱的守护者和“防火墙”，它不是外在的规则框架，而是内在的自我约束，它通向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文明本质。第三是欲望的维度，欲望常常让爱归于一种简单的冲动和宣泄，这就需要美和道德的制约，在理想的状态下，欲望、美和道德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第五章回到了本书的主旨“精神的维度”，作者讨论了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讨论都立足于一个哲学中的永恒命题，那就是“人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在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经典的论断，如笛卡尔的“理性主体”，尼采的“未定型超人”，萨特的“自由的存在”，卡西尔的“符号的动物”，拉美特利的“复杂机器”，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等，这些论断从不同维度都在揭示人的复杂性。那么，在当下时代继续发出这样的诘问其意义何在？作者在书中承续了福柯的观点，“人的终结”，在一个知识过剩、信息冗余、时间和空间都被极度压缩的时代，所有的知识、信息和数据都指向“人”，但真正的“人”却变成了一种模糊的存在。这一讨论在当下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必要。然而在当下，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透明”的数据网络当中，人工智能已经能够按照人的方式“思考”，然后创作和生产出大量语法完整、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的文字和影像内容，此时，人的“知识化”已经升级或者变异为“数据化”。

《精神的维度》以“回家与重建”结尾，这并非简单地回归到农业文明的传统中去，而是在经历了技术理性的祛魅、消费主义的席卷与“人的终结”之后，一种清醒的精神“返乡”。作者以五辑篇幅，从文学批评的错位、电影艺术精神缺失的论断，到爱的价值重估，最终指向“人是什么”的根本性追问，而“回家”，是回到文学和艺术应有的人文立场，“重建”，则是在数字化浪潮中为人的情感、道德与思想重新筑基，这让全书的批判有了清晰的价值落点，也使精神的重建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一个新的起点。

（《精神的维度》，徐兆寿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数字化时代下的精神之思）